日本侵略者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投降的。我在那年的八月十九日就从昆明飞回了阔别多年的上海，这是日本宣告投降后，从内地飞回上海的第一架飞机。因我在美军里工作，所以得到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当时在昆明领导我工作的是华岗同志，那年五月下旬,他曾要我利用美军的飞机去重庆见过一次中共的领导人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当时已经估计到日本侵略者不久就会宣告投降,所以对日本投降后的局势有很精辟的分析,并对上海的地下党应如何迎接这一局势有很明确的指示。若飞同志要我利用自已的职务，争取搭第一架美军飞机去上海传达中央的指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原是准备要武装起义,夺取上海政权的,但中央不同意这一做法，所以要我到上海后要迅速找到地下党负责人，并把中央的这一决定告诉他们，停止武装起义，并把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转移苏北，在上海地区则着重展开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形成一股强大的要求人民民主的力量。

　　我飞回上海后，就按照中央的指示，首先找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同志，讲清了中央的意图。不几天,中央的正式指示也从电台上转来了，所以上海的地下党就完全放弃了原先准备的武装起义的计划，改为全力推进宣传工作和发动民主运动。我在上海，找到了党的关系，也找了我许多老战友、老朋友，还通过他们结识了许多新战友，新朋友。当我离开昆明时,在昆明开设“北门书屋”的李公朴同志赠送了我一大布袋内地在抗战时期所出版的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当时的上海，当然是看不到的。我到达上海后，就依照公朴同志的嘱咐把这一大布袋进步书刊交给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徐伯昕同志。伯昕同志拿到这些书刊后曾经在内部举办了一个“书屋”，让所有在上海的进步人士都可有机会看到。我在一九三九年离开上海时，还曾参加过一些“聚餐会”,这些“聚餐会”都是地下党推进工作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一个名“星二聚餐会”，参加的都是上海文化、教育和工商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郑振铎教授，许广平同志和严景耀、雷洁琼同志夫妇等人。使我高兴的是：这一“聚餐会”在我离开上海后的这么长一段时间里竟始终没有间断，而且参加人还有发展，如赵朴初同志等,这时已都是“星二聚餐会”的参加者了。我到达上海后，就和这些老战友都热烈地会了面，还去参加了一次“星二聚餐会”,向这些老战友讲了当时的局势和我们要做的工作。

　　那时的上海还有一些争民主的老前辈，如马叙伦先生等，我都一一作了拜访，当面向他们汇报了内地的民主运动情况。不久，郑振铎教授主编的《民主》周刊就问世了。唐弢、柯灵同志主编的《周报》也问世。记得我曾在《民主》周刊创刊号上写过篇报导内地民主运动情况的文章。我还到其他的人民团体作了不少报告，宣传内地的民主运动，借以推动当时上海人民的民主运动。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的形像应该说是还不错的，可是不久，从内地飞去上海的国民党“接收”大员，他们都大肆贪污受贿，鱼肉人民，于是很快就把上海人民的“民心”失掉了，再加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发动内战，破坏生产，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把人民都逼得没有办法，只有起来要求“民主”,要求反“内战”。在当时的要求民主的运动中，原来参加“星二聚餐会”的许广平同志等都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这些同志后来就终于在一九四五年的十二月结成了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即中国民主促进会，这是一个以教育、文化界人士为主形成的民主党派，解放后就进一步团结、教育了许多中小学教师，成为一个在中国教育、文化界始终起着重要进步作用的民主党派。

　　我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许多创始人，都存在着很深的革命友谊。在这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日子里，特写此文，作为我对庆祝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献礼。

　　(1990年11日6日)

　　作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选票上的44人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