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原民进中央组织部部长郑芳龙。本文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卷下册），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民进与党生死与共，亲密合作，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与党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民进是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重要历史关头，为推进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的。它的诞生有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过程。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中国从此出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志，提出了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立一个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总方针。但是蒋介石却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方针。他慑于舆论的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反动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妄图以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花招，首先把人民的军队和解放区“化”掉。在和谈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务到处横行，“劫收”大员贪赃枉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群众性的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民进的发起人，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赵朴初等同志为代表，是一批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和爱国爱民思想的知识分子。在民进成立前，他们或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或深入学校和群众团体作讲演，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政策，鼓励和支持群众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民进成立前，有两个时事座谈会：一个是以马叙伦为首的文化、教育、出版界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以王绍鏊为首的主要是进步的工商界上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两个座谈会经常议论时事形势，或联合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为了有利于开展斗争，大家感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同志中，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些则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关系十分密切。例如，民进发起人之一陈巳生，是关勒铭金笔厂董事长。中共上海分局书记刘晓就是以关勒铭金笔厂经理的身份作掩护的。再如，由地下党投资经营的东方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是民进发起人之一、梅林油漆公司总经理冯少山。担任经理、国外业务部副经理和高级职员的，分别是梅达君、张纪元、万景光，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也都是民进的发起人。当时地下党领导人也认为有必要在上海进步人士中间组建一个新的民主党派，因此经过梅达君等同志的奔走联系，促进了这两股力量的汇合，这是成立民进的组织基础。

　　民进成立后通过的第一个文件中明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这对当时蒋介石提出的“先统一后民主”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回答，反映了民进一成立就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民进创建时期，有不少会员在党领导或支持的进步报刊工作。其中有《民主》周刊主编郑振铎，《周报》主编柯灵、唐弢，（柯灵还担任《文汇报》“读者的话”主编），《联合日报》总编冯宾符，《文萃》周刊负责人孟秋江，《新文化》主编周建人等同志。民进领导人和许多会员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鼓吹民主、和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这些文章不仅呼出了人民的声音，扩大了进步舆论的影响，而且对唤醒和动员更多的群众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为了在更大规模上唤起和动员群众，实行各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于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团体联合会（开始时有52个社会团体参加，后来发展到91个社会组织）。为什么每当我们谈到解放前民进的历史时，总要联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历史呢？这是因为(1)民进是受各界代表委托，发起筹建这个联合会的主要单位。(2)这个联合会29名理事中，民进占了10名；9名常务理事中，民进占了4名。联合会所设的各工作机构的负责人中多数是民进同志，王绍鏊、徐伯昕、梅达君等同志都是实际负责人(梅任秘书长)。(3)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当时上海爱国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后民进的一些重要活动，大多是过这个组织发挥作用的。

　　解放前，民进不仅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对开展斗争的支持和指导，而且还得到当时中共代表团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中共上海党史大事纪》中，仅1946年就有如下记载：“5月12日，陆定一在沪期间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黄炎培、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广泛接触交谈后返南京。”6月18日董必武同马叙伦、郭沫若、林汉达等会晤，决定以各种方式制止内战。特别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虽然工作十分繁忙，但每次从南京到上海，总要与马叙伦等民进领导人晤谈，给民进领导人以亲切的鼓励和指导。民进在声势浩大的1946年“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民进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运动是经周恩来同志同意后由上海党领导并组织发动的。1946年6月的上海党史中记载：“周恩来同意中共南京局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建议由上海市人民选派代表团赴南京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请愿。由上海工委副书记刘少文和张执一先后转达刘晓、刘长胜。上海党领导根据中央关于‘不要提过左的口号和行动的指示’决定通过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和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发动群众推选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并由各工作委员会负责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欢送代表和游行示威，并指定张执一在党内担任欢送请愿团和游行示威的秘密总指挥”。6月23日在上海北火车站开欢送大会时，担任大会主席团的有王绍鏊、陶行知、林汉达。上海党领导人刘晓、刘长胜等都到现场。党史中说：“这次反内战、争和平的大规模行动，为上海人民斗争史上所罕见。”

　　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时，国民党派遣特务暴徒穷凶极恶地殴打请愿代表和记者。马老和代表团成员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都受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天晚上，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赶到医院向马老等表示亲切慰问。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说：“你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事件发生第二天，周恩来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此次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严惩祸首、追究责任等六项要求。不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打电报给马老等表示慰问。电报中说：“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下关惨案”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抗议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高潮，同时也使民进同志和广大群众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自己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中去，才有可能制止内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马老对周恩来说的，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六·二三”下关事件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一步破坏和平谈判，发动了全面内战。1946年10月20日，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邀请郭沫若、马寅初和马叙伦、许广平等民进同志座谈。周恩来指出：“中共代表团将要撤回延安，但不论南京还是上海，我们一定要回来的。”这番话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也给在座同志极大的鼓舞。郭老即席赋诗：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根节构盘错，梁大庶可遭。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临岐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周恩来同志的预言。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已的灭亡。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包括民进和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如火如荼、迅猛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革命统一战线形成了包围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反动派终于淹没在人民民主革命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蒋管区，从事爱国民主运动，随时会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中共中央对党外进步人士的安全十分关心，1947年3月党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民主爱国运动方针的指示》中，还对保护郭老、马老等进步人士的安全问题作了具体指示。上海地下党也十分重视党外同志的安全。解放前民进没有办公场所和专职干部，民进领导人外出活动随时有可能遭到迫害，地下党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例如马老、周建老、许厂平、林汉达等同志在群众集会上做讲演时，事先在会场周围布置了些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严防特务捣乱。1946年3月，地下党从上海六业联市联谊会的干部中，向王绍鏊介绍八位同志加入民进，其中六人是地下党员。当时地下党负责同志一再叮嘱他们：一切听王绍鏊指导，既当好联络员，又当好警卫员，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一定要保护民进领导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安全，解放前，许多民进会员周围都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主动与民进同志交朋友，给以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互相关照，配合默契。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同志都曾经掩护过共产党员，设法营救过被反动当局拘捕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六·二三”事件后，林汉达首先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密令通缉。在地下党的关怀和安排下，他于同年8月31日夜间秘密乘帆船到山东莱阳，随后又转赴刚解放的大连。在大连，他继续向各界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潜伏在大连的国民党特务对他行刺，但未能得逞。中共中央东北局为了他的安全，派人护送他到哈尔滨。1947年6月任命他为辽北省教育厅厅长。当时，周建老的处境也很危险，1948年由党组织派地下党员艾寒松护送，化装成商人，经天津转入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马老、王绍鏊、徐伯昕等同志也都是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保护下，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初先后转入香港的。在香港，他们继续从事民主运动，筹建了民进港九分会，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五”号召，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严景耀、雷洁琼伉俪回到燕京大学执教后，在1948年12月还应邀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同他们亲切地议论了国内形势。

　　由此可见，党与民进的关系，是生死与共、亲密合作的战友关系，是新型的同志式的政党关系。这种关系，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关系，也是倾向西方多党制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