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景耀（1905—1976）是民进创始人之一。著名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中国犯罪学的开拓者。曾任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民进第一、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三届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严景耀是浙江余姚人，自幼勤学敏思，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犯罪现象层出不穷，为解决中国的犯罪问题，他致力于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研究。1927年，他利用暑期休假的时间，到京师第一监狱作志愿犯人，亲身体验牢狱生活并开展相关调查，写出了《北京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等论文。1928年毕业后，他继续留在学校深造，次年取得硕士学位，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犯罪学。1930年初，严景耀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助理，并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国际监狱学术会议。他注重实际调研，曾率领学生到全国20多个城市调查犯人及监狱管理情况，对当时全国的监狱问题和犯罪状况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思考，并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1931年，他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主修犯罪学，后获得博士学位，其毕业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犯罪问题和社会变迁的著作，严景耀也因此被视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学术报国 立志创建中国自己的犯罪学科

　　严景耀长期关注中国的犯罪问题，他学养高深，学术严谨，希望通过犯罪学研究服务社会，为人民解除苦难，为国家兴利除弊。这一信念，始终贯穿于他的人生经历和研究生涯。在深入了解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犯罪学科和相关情况的基础上，严景耀立志结合本国实际，建立中国的犯罪学科。他敢于突破旧理论框架、观念模式和研究方法，采取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实联系起来考察，提出社会的剧烈变革和动荡是犯罪根本原因的观点；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从实际中取得第一手资料用以开展研究，并以研究成果指导社会实践。正如他所说：要消除中国社会的弊端，要彻底解决中国犯罪、贫穷、落后、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改变社会制度，反对法西斯主义，犯规独裁政治，实行民主。严景耀开创了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先河，建立了中国犯罪学理论体系，堪称中国犯罪学第一人。

　　1935年6月，学成归国的严景耀重返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犯罪学”“社会调查”等课程。期间，他不仅教授知识，还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参观监狱、煤窑等地，使学生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在实践中寻找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但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日寇入侵东北，进逼华北，校园已不复平静。严景耀鼓励和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和平津各高等院校进步教授马叙伦、杨秀峰、许德珩等联合组织“华北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广泛发动教育界人士参与抗日活动。1936年夏，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严景耀离开北平来到上海。9月，他被聘为上海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成为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第一任华籍副典狱长。同时，严景耀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并与赵朴初等人一起研究少年犯罪问题。

　　疾呼民主 参与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1938年，胡愈之、王任叔、郑振铎等人创办了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这是“孤岛”文化界进步人士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个中心，严景耀应邀在该校教授“社会运动史”。借助提篮桥监狱副典狱长的身份便利，严景耀先后营救了被敌伪逮捕的讲习所学员方行等7人和被关押在工部局监狱的地下党员许亚。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胡愈之、吴耀宗、张宗麟等人组织的“星二聚餐会”，这也是党领导下的一个进步组织。他和陈巳生、冯宾符、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雷洁琼都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一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早在燕大任教时，严景耀便与雷洁琼相识，他们是同事，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后因各自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分隔两地，但音书不绝。两人在上海重聚，并于1941年7月结为夫妇。1941年，严景耀参加了郑振铎、王任叔、周建人、许广平、冯宾符等人组成的“复社”。在“复社”活动中，严景耀参与翻译了《西行漫记》《资本论》和《列宁选集》，还参加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抗战胜利后，代表群众呼声的《周报》《民主》等刊物相继诞生。严景耀经常向这两份刊物投稿，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大声疾呼。仅在《民主》上，便先后发表了署名“严景耀”的《彻底的民主与形式的民主》《论民主与法制》《论民主与自由》《论民主与经济》《论民主与教育》《论民主与民众组织》等10篇文章。以《民主》和《周报》为阵地，上海的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实现了联合，为更好地开展斗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赵朴初等人于1945年12月30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决定：理事会未选举产生前，会务由马叙伦负责，王绍鏊、严景耀、陈巳生三人协助。1946年1月2日召开的民进第二次会员大会上，严景耀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民进第三次会员大会决定理事会下设一处三部及若干委员会，严景耀参与负责秘书处和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后又负责增设的国际宣传部。3月，他任宣传处长兼经济委员会主任。次年2月9日，他被选为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民进成立后，他与雷洁琼共同参加组织生活，以会员的身份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反对独裁 为争取和平奋斗不息

　　1946年5月，上海市警察局宣布将实行“警员警管区制”，这实质上是为镇压民主运动而炮制的“中式法西斯”制度。《民主》《周报》相继刊发民进马叙伦、严景耀、郑振铎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揭批“警管制”的反动本质。5月26日，民进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联合由马叙伦、王绍鏊、严景耀等出面招待重庆来沪的郭沫若、茅盾、沈钧儒、柳亚子等民主人士，一同讨论如何发动群众力量以制止全面内战。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派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呼吁和平，雷洁琼是和平请愿团的一员，严景耀支持鼓励妻子的爱国举动。在北火车站送别请愿团后，他参与了反内战大游行活动。“六二三”下关事件发生后，严、雷夫妇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已无任何希望可言。

　　1946年8月，雷洁琼重返燕京大学执教。严景耀也于1947年重返燕大。为推动燕大教职员参加“反内战，争和平”运动，两人同翁独健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宣传党的主张，团结知识分子。1948年，严、雷夫妇同吴晗、张奚若等进步教授创办了《新建》杂志，通过刊发文章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罪行，并同“第三条道路”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1949年1月，受马叙伦委托，严、雷夫妇代表民进前往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会见。毛泽东还与两人作彻夜长谈，使他们进一步坚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从犯罪学先驱到民主斗士，严景耀的初衷从未改变，以自己的所学所为，践行着追随真理，寻求民主，造福人民的信念。